1959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西里尼执导的《罗维雷将军》获得了第2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的主演德西卡也是新现实主义导演，曾执导过的《偷自行车的人》。
拍摄于1946年的《偷自行车的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反映二战后意大利工人阶层生存状况的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从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成名作中，依然能辨认出这部电影的痕迹，例如贾樟柯的《小武》和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
有人在评价新现实主义的时候曾说，这类影片就像纪录片，没有戏剧性，扛个摄像机到街上就能拍。这实际上是个误解。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说过，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美学风格，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巴赞是从理论上为新现实主义辩护，而《罗维雷将军》则在实践上对这种批评作出了有力回应。影片讲的是二战后期德国占领意大利期间，一名叫普莱托尼的上校因贪污腐败被开除公职。为了谋生，他以打探被秘密警察逮捕的各类人士的消息为由，诈骗这些人亲属的钱财。影片的前半段讲述的就是他恶棍一般的生活。
普莱托尼终被人告发，被纳粹逮捕。这时，纳粹在抓捕传说中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罗维雷将军”时，意外地将他打死。纳粹头目玩起了“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让普莱托尼假扮“罗维雷将军”，以期获得监狱中抵抗分子的信任，借以打探消息。
普莱托尼起初被迫参与了这场“游戏”，在监狱中与抵抗分子的相处中，逐渐受到了他们的感染，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终以“罗维雷将军”的名义被处死。
早期的新现实主义以人物而不是以故事为重点，主要角色往往是失业的工人、被战争伤害的和街头的擦鞋童。《罗维雷将军》讲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戏剧性故事，着重表现人物内心的转变，所以也有人把这类电影称为“内心的现实主义”。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享受你的征兆》中曾专门分析过这部电影。在齐泽克看来，普莱托尼去扮演“罗维雷将军”，就等于戴上了一个“面具”，接受了一个“符号性的委任”，占据了一个英雄的“位置”，这本来是场喜剧。但是当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坚持这种“符号性委任”时，喜剧变成了悲剧，而他的这种坚持也就成了一种确实可靠的伦理行为。“面具”不仅仅是“面具”，“面具”也具有“符号性功效”，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得“符号性认同”。
“符号性认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刘伟强和麦兆辉执导的《无间道》中，刘德华扮演打入警察内部的黑帮卧底，他也想坚持“警察”这一“符号性委任”，打死了黑帮老大和同是黑帮卧底的同僚，但终却失败了。他在自杀前说：“我只不过想做一个好人，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在朴勋政执导的韩国版“无间道”《新世界》中，李政宰扮演打入黑帮的警察卧底，他也坚持这一“符号性委任”，毁掉了自己是警察的各类证据，终坐上了黑帮老大的位置，开创了“新世界”。
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空位，“我是谁”往往是由主体间的符号网络决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各种社会性角色，比如教师、同事和丈夫，我们往往把这些社会角色当作“面具”，不是“真实的自我”，这才有了各种“回归内心”“寻找自我”之类的“心灵鸡汤”式的说法。但是在拉康和齐泽克那里，通向“真实自我”的途径是“由外向内”的：接受你的符号性委任，像它要求的那样来行动，终你将“成其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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